兰州捐卵公司

九派特约撰稿 裘星 近日,女明星郑爽和前夫张恒海外代孕并疑似弃子的消息,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舆论热潮,并再度引发人们对于代孕产业的讨论。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“代孕”为关...

九派特约撰稿 裘星

近日,女明星郑爽和前夫张恒海外代孕并疑似弃子的消息,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舆论热潮,并再度引发人们对于代孕产业的讨论。

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“代孕”为关键词搜索,记者随机选取了40份相关判决,通过梳理发现:非法代孕服务在我国已形成一条有明码标价的灰色产业链。

一些专注于海外代孕业务的机构已然“成型”,还有一些国内机构的操作则更像是 “黑作坊”,其取卵、胚胎移植等手术流程没有规范、十分可疑。

从这些判决书展示的信息来看,广东是代孕产业的“重灾区”(11起),占据四分之一。另外,湖南、四川、山东等地也多有案件发生。

“传宗接代”、“重男轻女”字样在判决书里多次出现,成为人们选择代孕的重要原因,以及机构“包男孩”服务的由来。

与代孕相关的案件,多为民事经济纠纷和抚养权争议,少有刑事案件。其中一起刑事案件为一广东男子买下一名从湖南被拐卖而来的妇女,用以代孕生子,他的行为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,被判以5个月拘役。

“未提供代孕服务,只做医疗行程安排”

2019年5月20日,在微信上收到中介公司的3000元转账后,张思被对方告知,自己的代孕失败了。

半年前,单身未婚的她萌生了做试管婴儿和代孕的意愿;四个月后,她从广州飞到泰国,在中介机构美泰公司的安排下做了试管婴儿手术。

在泰期间,美泰公司全程安排张思的海外生活服务:为张思预约泰国资深生殖科医院、名医,提供各生殖医院的院长预约绿色通道;疗程期间每天派专人陪同张思去医院打针、检查和手术;生活上,公司还安排张思入住泰国的豪华公寓、一日三餐都由高级厨师烹饪。

在双方签订的《泰国海外医疗翻译服务协议书》协议中,张思被要求支付人民币共18.8万元。这笔钱的名义为代付泰国试管疗程的手术费、以及在泰国期间的食宿、翻译、交通等服务费。那时的她还没有意识到合同中的猫腻——中介公司为规避法律责任,并不在合同中拟定代孕条款,而是打着“医疗行程安排”、“旅行生活餐饮”等旗号,行“代孕”之实。

协议之外,美泰公司与张思的代孕服务在微信聊天中悄然进行。签署协议前,张思向对方提出需求,“希望你方提供精子,亚洲男性,希望对方外观帅气,身高不低于175,不能胖,聪明,高学历,健康;要确保生产健康的宝宝,宝宝的性别确定是男孩。”

对方回复:“这些都可以的。只是性别可选和保证是两种概念。选择是指有男女胚胎的情况可以优先移植男。而保证男,那就是必须男胚胎,如果没有男胚胎,就得再次促排,这个成本风险大很多。”

2019年1月24日到28日,工作人员向张思发送了供精男子的照片和视频。张思抛出了一串问题:“这个转账没有收据吗,没有相关协议么”、“检查还不知道是否健康哦”。

她得到的回复是:“行业都是这么操作呢”、“这个没有协议的”、“志愿者的卵或精一律没有协议呢。”

尽管对方态度含糊,张思还是向其提供的银行账号中打款7万元,作为 “代转给捐精志愿者”的费用。

此后,加上“代转给孕妈”的50000元,“第一次胚胎移植失败后另寻代孕母体“、”代孕体检以及运输胚胎到柬埔寨”的费用55000元,张思共向美泰公司支付了31万余元。

代孕梦破碎后,她将美泰公司告上了法庭,索要全部费用赔偿。公司负责人在庭上辩称,提供代孕服务的是案外人,公司只是代张思支付基于代孕所产生的费用,“未提供代孕服务”,因此不负有返还原告费用的义务。

被蒙着眼做取卵手术的“黑作坊”

在法律文书中,此类因代孕中介操作不当产生的纠纷频频发生。

2019年1月,广东的尹先生通过宝如愿公司代孕的男婴于广东佛山降生。然而,这名代孕婴儿一出生便因“母亲羊水Ⅲ°浑浊”转为住院治疗,被门诊诊断为高危儿、患有新生高胆红素血症。辗转两家医院后,婴儿抢救无效身亡,仅存活了57天。法院判决认定,涉案婴儿是因宝如愿公司的代孕行为不当而引发死亡。

2017年,代孕求子的林女士按中介指示痛苦地打了二十几天的促排卵针后,成功取出了10个卵子。事后,中介告知她只配型成功了3个儿子的胚胎,其他7个卵子要么配型不符合儿子的要求,要么未配型成功。第一次胚胎移植失败后,中介为了节省养囊(体外胚胎培养)的费用,未征得林女士同意,单方面决定将配型成功的3个胚胎一次性移植到孕妈体内,导致移植失败。而本应分3次使用的卵子被一次性使用完,林女士失去了再次胚胎移植的机会。至此,她几个月来的精神和金钱付出,都成了一场空。

据林女士事后回忆,这家位于广州的中介就像一个“黑作坊”——在做取卵手术时,林女士表示自己是被蒙着眼睛被带到指定地点进行的,手术做完后,她便晕了过去。从始至终,她不知道所谓的医疗机构在什么地方,是否真实、合规。

在多数案子中,中介机构往往将代孕服务全权包揽,消费者只需在中介的安排下提供精子或卵子,并分阶段向机构支付合约中的费用。

这些有关生命的交易费用并不低廉。中介机构根据客户是否要求供精、供卵、以及性别是否指定,报价在30-100万元不等。消费者多分阶段打款,至孩子出生检测血缘关系后,缴清全款。

尹先生为中介支付了50余万人民币。根据双方签订的《广州宝如愿三代试管标准代孕协议》中的支付流程,尹先生需在协议签署当日支付2万元定金,在此后的促排日、取卵日和胚胎移植日,还需分别支付医药费2万元、手术费10万元、以及胚胎冷冻费7万元;怀孕成功后,在胎儿着床的5个足月节点,尹先生还需依次付费4-5万元不等。

此外,代孕母亲怀孕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开支,包括房租、生活费、保姆费、药品费、管理费、交通费、胎教、营养补给等,均需由尹先生承担。这些费用均以“托管服务费”的形式支付给机构。

林女士的代孕之路终止在了胚胎移植一环。至此,她也支付给了中介共计15.5万元。

“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”

在这些判决书中,大部分案子的争议的一大焦点都在于:双方签订的代孕合同是否有效。

我国卫生部颁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第3条规定: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,以医疗为目的,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、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。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”

因此,无论代孕合同如何书写,只要被法院认定为代孕事实,即被视为无效合同。所援引的法律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8条: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,不得违反法律,不得违背公序良俗;”第153条第2款:“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”

2017年3月,江苏的金先生因想要一个儿子继承自己的资产,而妻子身体状况不佳,便委托当地一代孕中介宗某,签下了包生男孩的委托协议书。2018年3月21日,代孕者于泰国分娩一名男婴,后该男婴经诊断患有肾积水和先天性心脏病。

在合同中宗某保证,所生男孩不会有重大疾病,如有,则由宗某一方负责全额退款”;另外,一张收条上也写有宗某的承诺,“除了不能有重大疾病外,类似肾积水超标、新生儿肺炎等均不得发生。如五年内有以上病情发生,即使通过医疗治愈的,均视为本人违约,本人无条件全额退款并赔偿100万元”。

尽管现实中婴儿的病情印证了白纸黑字的书写,法院仍然认定,金先生无权要求宗某返还其已支付的71万元,原因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因违背法律法规、公序良俗,视为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58条:“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,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;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,应当折价赔偿。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,双方都有过错的,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”。鉴于男婴是并非可流通的物品,无法用价值衡量,故也不能 “折价补偿”。

在不牵涉到一条活生生生命的多数案件中,法院认为代孕双方对于合同的无效都有过错,判其各自承担一半责任,或承担一部分责任。

上述尹先生因代孕合同所支出的50余万费用,被当地法院最终判定,由尹先生与机构双方各自承担50%;林女士因履行无效合同所与机构共同遭受的金钱损失,也被法院判定各自承担一半;张思与美泰公司的《泰国海外医疗翻译服务协议书》最终也被法院判为无效,法院判美泰公司向张思返还收取款项的45%。

山东的一场代孕合同纠纷的判决书中如是写下了判决理由,“如基于合同无效责令田某(机构方)返还冉某(寻求代孕方)款项,无异于纵容双方当事人可以从事该非法行为,进而在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时,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挽回自己的‘损失’,不利于对违背公序良俗行为的遏制。”

法律之外的伦理:抚养权、婚外情、重婚罪

关于代孕的法律案件,有关代孕妈妈们的境遇往往因不涉核心案情,着墨寥寥。在法律文书的只言片语中,记者看到一些代孕妈妈们的经历:大连的孟女士妊娠8个月时被要求堕胎,无奈之下生下孩子单独抚养;湖南的唐女士历经2次捐卵、3次促排卵、2次移植,才怀上对方要求的双胞胎儿子。

在众多经济纠纷的法律文书中,这些代孕妈妈更像一件商品,与一个表示价格的数字连在一起,面目模糊在一串更长的数字纷争之中。

很多当事人将代孕与交易画上等号,在他们的辩护中,代孕似乎与“一手交钱、一手交货”的买卖没什么不同。然而,代孕对传统生育秩序的冲击却不可忽视,也由此带来很多伦理、道德难题。在少有的“妈妈”们试图争取权益的案子中,由于代孕的不合法性,她们的权益往往不受法律保护。

代孕生子后,有孕母试图争夺孩子的抚养权。2016年,上海一位代孕母亲说自己历经两次剖腹,不再具有生育能力。在法庭上,她表示自己愿意退还相应费用,要求孩子与自己共同生活。法院最终认定,双方的代孕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,由于孩子的户籍申报在男方处,且双方事前有约定,还是将孩子判给了男方抚养。

在另一起孕母争取探望权的案子中,代孕母亲谢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,请求每月探望非婚生女四次、寒暑假将其接回共同生活一半的假期时间。此前,她通过qq群认识了孩子的父亲高先生,并同其签下了代孕《合作协议》。以直接受孕的形式,谢女士怀孕并诞下一女,这期间高先生陆续向谢女士转款了38万余元。合同中要求,谢女士交接孩子后,不得向高先生主张任何权力。孩子生下后,也一直由高先生夫妻养育,夫妻不允许谢女士再来探望。法院判决认为,虽然合同因非法无效,谢女士作为生母享有对孩子的探望权,然谢女士对孩子的探望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,容易使孩子对身份关系造成困扰,故对于谢女士要求探望的诉讼请求,不予支持。

除了代孕妈妈,为代孕付费的养母对于孩子的抚养权同样不得法律背书。多年前,上海的陈女士与丈夫共同出资,购买他人卵子并委托其他女性代孕,得到一对龙凤胎子女,孩子出生后由二人共同抚养。然而,陈女士的丈夫于2014年不幸去世。经法院判决认定,由于代孕行为违法,孩子与陈女士又无血缘关系,故孩子既非陈女士的婚生子女,也未与其 形成拟制血亲关系。最终,孩子的祖父母要回了孩子的抚养权。

在江西的一起离婚纠纷中,一位代孕妈妈的生活境遇得以窥见。原告程女士来自江西农村,她以丈夫夏先生不出家庭生活费、且长期家暴为由提起诉讼,要求离婚。然而,夏先生却提出赔偿,理由是程女士在婚姻期间“偷人”、与他人育有一子。据法院认定事实,原来,二人分居已久,身为贫困户的程女士一人照顾两个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难以为继,遂选择为他人代孕,获取了8万元收益用于生活开支。由于代孕属非法行为,法院最终判处程女士赔偿夏先生3万元。

河北的冯女士也迫于生活被迫走上了代孕道路,却在后来成为了对方夫妻离婚官司中的一个筹码。2015年,因丈夫急需大笔医疗费治病,她履行了丈夫通过中介与张先生签订的合约——借助试管婴儿的形式为张先生代孕生下一子。四年后,张先生的妻子以张先生与冯女士有不正当性关系为由,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,并控诉二人重婚罪。法院最终认定,二人犯重婚罪的争议“存在正当理由和法律依据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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